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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换届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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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从今年初开始,5年一次的党委换届启动。目前,部分省份已经顺利完成了县乡两级党委换届,正在启动市级党委换届,省级党委换届也在积极筹备中

  今年以来,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全国多个省份陆续开展省市县乡的自下而上的党委换届。目前,江苏等部分省份已经顺利完成了县乡两级党委换届,正在启动市级党委换届,省级党委换届也在积极筹备中。

  5年一次的党委换届,是执政党的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而在执政使命的召唤下,党委换届不仅仅事关党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更涉及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在党迎来成立90周年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央大规模启动新一轮换届尤为令人关注。

  日前,《了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多地走访调研发现,在县乡两级党委换届过程中,除了一些成熟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成果被广泛运用之外,各地在解决“边缘化”干部出路,坚持提高换届过程中的民主质量,落实中央关于干部“考德”要求等多个领域,都有各具特色的探索创新。

  “边缘化”干部有奔头

  在农村,村支书、大学生村干部和乡镇事业编制人员是三类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或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或具较高的学历和专业背景,但不是公务员,很难进入乡镇党政领导班子考察视野。

  本刊记者近日在湘、晋、苏、赣等地调研时发现,各地结合新一轮基层党委换届,加大在这“三类人群”中公开选拔乡镇党政领导的力度,使一些原来自我感觉被“边缘化”的干部们看到了希望,激发出干事创业的热情。

  江西奉新县村支书谢绍信说,长期以来,“非官非民”的身份让许多村支书们备感尴尬。虽然近年来待遇有所提高,但就算干得再好,农民的身份还是让他们的上升通道面临一道无法逾越的“天花板”。

  “如果不是这次乡镇换届,我做梦都不敢想象能以一名村支书的身份进入乡镇领导班子,这在农村可是惊天动地的事情。”今年38岁的江西省奉新县干洲镇副镇长周烈平激动地对本刊记者说,“村里的老表们形容我是泥腿子上了岸还穿上了新皮鞋。”

  由农民到公务员、由村支书到副镇长,这看似平常的一步对于周烈平来说意义非同一般。“进乡镇班子有了名,当上公务员有了份,解决名份问题是组织上对我担任12年村支部书记的认可。”

  同样,各地在换届中加大公开选拔乡镇党政领导的力度,也使一批优秀的大学生村官们认识到上升通道不再只是公务员考试的“华山一条路”。

  老家在山东的王俊华2009年在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南京市六合区竹镇担任村干部。今年镇党委换届,王俊华当选镇党委委员。作为一个外来者,在竞争中胜出让王俊华觉得“异常自豪”。“这说明了我的价值得到了党员群众认可,也说明只要我们安心基层,同样能大有作为。”

  “80后”干部舒鹏是湖南省溆浦县水隘乡一名事业编制人员。在水隘乡,舒鹏表现突出,但因为没有公务员的身份,他一直没有进入水隘乡领导班子。许多同龄人纷纷成了副镇长、党委委员,可舒鹏却由于身份限制一直无法进步。舒鹏也报考过公务员,但由于竞争激烈,加上在乡镇工作任务重、无暇复习,每次都无果而终。

  2010年,溆浦县在水隘乡试点乡镇党委委员公选,舒鹏在15名参选者当中成功当选。当选后,舒鹏分管的是全乡最难的计划生育工作,接手一年后,水隘乡就摘掉了落后帽子,全乡12个村中有9个进入了全县综合排名100强。在今年的换届中,舒鹏再度以高票当选乡党委委员。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职能逐步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迫切需要补充一批深谙农村实际,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或专业背景的新鲜血液。一些乡镇党委书记向本刊记者反映,近年来通过公务员考试新进不少优秀人才,但同时也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少数新进干部属于典型的“考试型”人才,而一些真正有能力的干部,却囿于身份所限,无法进公务员序列。

  湖南溆浦县委书记李自成告诉本刊记者,溆浦全县1.8万财政供养人员中,有两千多名公务员,还有一万多名企事业编制人员、教师和村干部。以往由于身份限制,大多数干部难以进入组织考察视野。

  围绕如何打破身份“壁垒”,近年来各地纷纷进行了大胆探索。湖南省溆浦县从2009年起,通过公选、公推直选等方式,突破身份局限,把选人用人视野扩大到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先后有6名一般干部和3名普通职工通过公选走上了乡镇和县直部门副职领导岗位。

  江苏省溧阳市则在今年的乡镇换届中广开来源,规定乡镇换届党委书记只要在52岁以内,其他干部50岁以内,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上的都可以提名,对被提名者身份不再作特殊限制。

  多位受访基层干部反映,所在地在换届之年打破常规、不拘一格选拔基层优秀人才的做法令人振奋,但改革力度依然偏小,范围依然有限。这就使公开选拔往往只能停留在小范围内“试点”的阶段,未能实现常态化、制度化。

  民主路径再探索

  从一些已经完成乡镇党委换届的省份的情况看,党代表候选人的产生和选举,党委班子候选人的提名和考察,女干部、年轻干部等结构性干部人选的产生,党员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正式选举等,构成了乡镇党委换届的关键看点。各地在换届过程中全流程引入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机制,坚持在扩大民主中提高民主质量。

  信息公开进一步落实。据本刊记者实地采访,许多省市都把基层党委换届工作信息全方位地晾晒在群众面前,例如公开程序,公开条件,公开人选,有些地方还细致地把参选人的基本简历、主要业绩,以及选任政策、选人标准、选用程序等都公布出去。

  比如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在关于镇党委换届信息测评显示,党员知晓率达100%,群众知晓率也达80%以上。这个镇青龙村香火组组长袁长贵在旁听完镇党代会后说:“以往觉得党委换届很神秘,离我们老百姓很远,这次我连党委书记作报告都听了,还提了意见。”

  湖南、山西、江西多位受访干部直言,长期以来,执掌干部选任“大权”的组织部门总让人感到有些神秘,有“组织部长死三年不张嘴”的戏言。没有透明就很难有公信。在如此“封闭”下,不管制度设计有多科学,程序运行有多规范,但群众“不知道这干部是怎么选出来的”。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刘靖北教授说,这次基层党委换届在信息公开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基本上把选人用人的政策和标准交给群众,把选人用人的过程和方法亮给群众,把选人用人的情况及时反馈给群众。

  党代表公推直选或竞争性选举试点进一步扩大。南京市六合区玉带镇15个选举单位全部采用公推直选,从157名镇党代表候选人中产生90名镇党代表,党员们都十分重视手中这一票。在安徽省歙县,28个乡镇直选产生的党代表占农村党员数的14%。受访基层党代表说,这次党代表选举的民主氛围是前所未有的。

  初始提名权的民主改革进一步加快。江西宜春市奉新县县委副书记严美根说:“过去乡镇党委一把手的推荐,基本都是县委定调子,再由组织部门考察。现在,到底选谁进班子,把初始提名权交给了全县正科级干部推荐。程序上必须过这关,大家不认可,提名就提不到。”

  基层党委委员选举普遍做到了差额选举。在本刊记者调查的十多个省市中,党委委员选举普遍做到了差额选举,有些省的差额比例在25%以上,体现优中选优。

  试点公推直选乡镇党委班子。据介绍,江苏964个换届乡镇中有179个乡镇实行公推直选试点。

  一些地方在市、县委换届中,实行大范围公推,扩大了换届选人用人的视野,得到党员群众好评。

  江苏省选择南京建邺区、镇江丹徒区、盐城大丰市等开展县级党委领导班子成员试点,通过“两推一述三问”等民主方式产生人选;江苏还对省辖市党委换届中需要补充的7名纪委书记和8名组织部长人选进行公推票决集中选配,坚持了竞争择优与人岗相适的统一。

  “考德”要求得落实

  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加强对领导干部“考德”,但具体到德的考评机制,标准空泛化、方法简单化、结论公式化等问题依然存在。

  本刊记者采访这次换届时了解到,各地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要求,结合本地实际细化考德标准,通过正面测评与反向调查等措施,在加强领导干部德的考察评价方面积极探索,并将成果运用于换届之中,力图把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选出来、用起来。

  例如,去年初,重庆市出台《市管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在全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中,采取正向测评、反向调查、跟踪记实等方式,对全市2300余名市管党政领导干部进行德的专项考评。其中,正向测评细化为6个方面的指标,反向调查针对干部队伍带倾向性、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列出“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收受礼金红包、生活作风不检点”等14种负面现象,力求把过去德的概念化要求转化为参评人可直接感知评价的具体内容。

  重庆市委组织部研究室副主任陈潇说,正向测评突出综合评德,设置了满意、比较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和不了解5个档次;反向调查突出多问察德,设置了无反映无意见、偶尔有议论、社会有反映、群众意见大和不了解等5个档次。新考评办法由于采取“按图索骥”的办法,改变了过去德的考核分不出差别、看不出问题的情况。

  德的考评结果已经成为重庆干部选任的首要标准。在领导班子换届(任期)考察和领导干部提拔任职考察中,德的考核低于90分的,不能作为拟提拔人选。

  而在四川省射洪县,《领导干部诚信档案管理办法(试行)》自去年出台以来,已有3名干部因说谎、失范而记入档案,并被采取了相应的组织措施。

  射洪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蒋勇说,在诚信档案结果的运用上,我们坚持“教育为主、惩戒为辅”的原则,并将其作为领导干部评先评优、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依据。在今年换届中,诚信档案已经成为促进各级干部“自律”、“他律”的强大“引擎”。

  江苏省一些地方全面推行干部实绩公示公议、干部网上述职、述职报告网上公示等措施。

  从采访中可以看到,在具体操作上,由于对德的概念理解不一、指标确定各异等原因,要将干部的德考准考实,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化改革。

  四川省德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许双全说,尽管之前有了一些探索,但德的指标其实很难量化,也非常复杂。例如对一个干部考德时,不要说普通群众,就连其单位内部的人也不一定清楚。

  受访基层干部认为,干部考德之所以难操作,主要原因是德的定义很宽泛,而且有隐蔽性、可变性,很不容易界定准、把握好。另外,现在考察干部有一个现象,大部分都是说好的。这就需要有一套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考德体系。

  在多位受访基层干部看来,近年“落马”的领导干部从本质上讲,都是因为德行败坏,在社会上产生恶劣影响,给党抹了黑。面对干部考德难题,他们建议要及时总结各地的探索成果和实践经验,加强对基层的政策指导:

  首先,进一步明确德的概念内涵,细化德的考评指标。中央对干部的“德”,提出从“忠、观、实、正”四个方面来观察、评价,要进一步明确概念、细化指标,切实解决干部德的考评标准空泛化、方法简单化、结论公式化的问题。

  其次,建立完善干部德的考评机制。探索建立相对独立的干部道德档案,并在干部信息库中设置专门的德行考察资料库,尝试建立领导干部个人品德分析制度,确保考核结果的长效性;通过扩大干部德的考察渠道和参与评价人群,拓宽监督的广度和深度,特别要将干部8小时之外的表现作为考评重点。

  再有,强化“德”的考评结果运用。将选人用人“以德为先”的要求具体量化,真正将那些品德败坏、投机钻营、群众意见大的人“拒之门外”,将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群众公认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促进干部队伍道德水准不断提高,公众形象不断优化。□

文/《了望》新闻周刊记者 谭剑周伟郭奔胜

日照市委组织部研究室 日期:2011-9-16 点击:14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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